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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圳医院医改试验: 专业与效率的平衡港大深圳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出资、香港大学派驻管理层共同运营。按照双方的预设想,医院将按照国家医改的思路,通过引入香港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和国际诊疗模式,探索一种新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破解传统医院难题。 早晨6点多,卢宠茂准时从香港薄扶林的玛丽医院出发,一个小时后,他将坐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下称“港大深圳医院”)的院长办公室里处理文件。 他执掌的港大深圳医院,在2012年7月1日开业时起,就承担了“医改试验田”的重任。这个项目也是内地与香港两地首个医疗合作的创新工程。 港大深圳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出资、香港大学派驻管理层共同运营。按照双方的预设想,医院将按照国家医改的思路,通过引入香港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和国际诊疗模式,探索一种新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破解传统医院难题。 2016年,卢宠茂接棒第二任院长时已有55岁。“港大深圳医院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科学研究”,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自己毕业33年来也仅帮到了几千人,但改革如果成功,影响到的不仅是深圳2000万人,而是整个广东1.1亿常住人口。 香港模式一定走得通吗?“香港模式一定走得通吗?”说实话,6年前的卢宠茂也不敢确定。 相比内地而言,香港医疗系统最大的特点在于高水平、标准化兼具公益性。“香港公立医院95%的收入是政府给的,所以病人不需要考虑医院收费的问题,医院也不需要考虑病人支付的问题。”卢宠茂认为,内地公立医院则比较市场化。 “香港只有700万人口,而内地有超过13亿人,公立医院要政府补助那么多,是不可能的。但即使是公立医院也要自负盈亏,导致不少医院不得不通过医生多接诊、多开药创收。” 港大深圳医院迈出公立医院改革的第一步,是取消了门诊输液。 “按照国际和香港的标准,为病人注射静脉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的,‘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基本的用药原则。”卢宠茂说。 “港式”医疗服务在初期就遭到了病人的投诉。“很多病人不相信‘不打点滴就能治好病’,甚至选择直接离开医院不再就诊。” 病人对新模式的抗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院门诊量的提升。彼时,有医生建议医院选择输液,一是借此提升门诊量,二是可以为医院创收。但港大深圳医院并没有妥协。 卢宠茂认为,“专业”是香港模式带给深圳最大的改变。 这在港大深圳医院日后的改革中随处可见。2016年1月,港大深圳医院推出10种手术病例住院打包收费服务。 卢宠茂介绍,打包收费是一门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医院的医疗水平和质量。“实际上,我们医院的打包收费价相比其他医院各项收费总和还要低30%-40%,甚至还包括了手术后假设出现并发症的治疗费用。”他说。 一项2018年6月的数据显示,港大深圳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13.28%,在内地属于相当低的水平;医院药占比不到20%,与2016年全广东省各级医院平均药占比35.7%相比,明显较低。 “杜绝过度检查和用药,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卢宠茂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港大深圳医院的改革不是为了赚钱,绝对不能因为创收让医生做药厂的推销员。 加强效率和竞争意识成为新掌门后的两年,卢宠茂越来越觉得港大深圳医院的成立本身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田,“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医疗各有特点”。 先是意识到香港医疗系统的缺点——虽然香港医疗的优势是公平专业、有质量,但效率太低,“香港的病人已经习惯了等位看医生,一个小时都不会投诉”。 “约一个医生可能要等3年,某些手术甚至要等9年之久。”卢宠茂坦言,内地医疗的优势是“效率和市场化”,如果放在内地要排如此久,“病人早走光了”。 诚如他所言,尽管港大医院如今的日均门诊量在六千至七千人次左右,但相比深圳其他三家医院动辄过万的门诊量,仍有很大的空间。 在他看来,港大深圳医院就是探索两种优势融合的载体。过去6年的改革探索,就是要在“港式”专业和内地效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实际上,在港大深圳医院开业之初,就曾推出全科门诊预约制。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平衡。 全科门诊意在解决分层医疗难题,该模式在香港已非常常见。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的三甲医院依赖的是病人流量,无论大病小病都看,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引领医疗技术、解除疑难杂症方面的作用。 港大深圳医院通过“先全科、后专科”,是希望让小病、常见病患者在全科门诊完成诊疗,先由全科医生做全面检查,做出基本判断。如果需要专科医生则再转介到相应的专科进行进一步的诊疗。 该就医模式配合预约制,很好地发挥了香港模式的优势——事实证明,85%的病症都能通过全科医生解决,全科医生判断后转入相应专科的也为病人节省了大量的就医时间,且更具针对性。 而港大深圳医院另外一项改革则充分显示了“内地式”创新。 在香港医疗系统内,无论是内科与外科还是病理与放射科等,所有医务人员都是统一的年薪标准,没有奖金、绩效等激励机制。 “内地公立医院尽管存在一些弊端,但确实有效解决了大量接诊的难题,这在内地十分重要。”卢宠茂承认,虽然绝大部分的香港医生是非常专业的,不会因为统一薪资而怠工,“但人还是需要一点动力”。 港大深圳医院付给医务人员的薪资由70%的基本工资加上30%的绩效工资构成。据港大深圳医院介绍,基本工资以岗定薪,一定程度上反映医生的专业价值;绩效工资则由ABC三个考核指标相乘而来。 A由科室主管根据个人工作表现打分;B是与整个科室的效率相关,效率由数据(效率与成本之比)来评定;C由医院所有人参与评估的部门质量决定。 “医疗其实一个团队的工作不是个人的表现,因此我也不希望某个医生一个人包揽,所以我们加入了很多团队的比重。”卢宠茂在接任院长后,率先改革了薪资制度。 “我们强调B、C的重要性,不单是效率,更要考虑质量,而质量不是某一个人决定的,而是所有部门创造的。”他说。 从数据看,加入“效率”的成效显著。2017年,港大深圳医院门诊量为167万余人次,相比2016年提升了23%。 压力与挑战如今,港大深圳医院先行的全面预约制度已经在深圳市全面推广;取消编制、按岗定薪的人事管理和薪酬制度推广到深圳市新建公立医院;2016年10月,广东卫计委也要求,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逐步取消门诊输液。 尽管改革获认可和支持,但卢宠茂却深感压力。压力来自于病人和政府对医院的高期待,而“医院的探索才起步不久,还是一个婴儿”。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从香港来的,运营经费由政府兜底,就把我们当成是一个超人。”卢宠茂说,“坦白来讲,大家对港大深圳医院有太深的误解,很多人说政府投入了那么多钱,却没有产生很高的效益。” 但事实上,深圳市政府对港大深圳医院的投入标准与其他新建公立医院是一样的。深圳市政府对所有新开公立医院实施总额预算、以收定支的原则进行补助,补助在开业后逐年递减。 一项港大深圳医院提供的数据表明,港大深圳医院在深圳市财政中占有的拨款数额与同等级别的医院在绝对数额上看,甚至是最低的。 “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2015年度部门决算信息显示,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港大深圳医院获得的财政拨款分别是8.6亿元、6.8亿元、7.2亿元和5亿元。” 另外,港深两地医疗卫生合作上在人流、物流、资金等方面还有不少的改进空间。 以物流为例,香港公立医院买核磁共振、CT等设备,只要有钱就可以,不需要拿牌照。而在内地,医院要添这些设备,得先拿牌照,这个牌照还需要国家卫健委批准。 “我们多年来只有一台核磁共振设备,每天从早晨6点开到晚上12点,依然有大量的病人排队。”卢宠茂说。 另外,港大深圳医院在资金流流通上也遇到了难题。此前,港大深圳医院的工资由香港大学垫付,而港大医院在向香港大学还钱过程中发现,从深圳打回香港的钱需要缴纳企业增值税。 “香港到内地的养老医疗券可以过河,而作为一家公益性公立医院,对专家的工资却需要缴费。”在卢宠茂看来,“这些问题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融合需要急迫解决的。” |